【编者按】随着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数字生活与数字文化的中涌现的新问题日益增多，近年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农村青少年网游成瘾“重灾区”以及网络游戏原罪论的争论便是其中一例。如何正确理解、看待这些新问题，便成为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一道难题。且不说农村青少年网游成瘾“重灾区”的说法需要足够的数据支撑，农村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本身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把转型期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归罪于网络游戏，不仅有失偏颇，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数字生活已经成为日常一部分的今天，视其为洪水猛兽、一禁了之，更是因噎废食。正如人民日报近日撰文《防的是沉迷而非网游 妖魔化网游不理性》中认为，沉迷游戏的危害不在于“游戏”，而来自于“沉迷”。我们要防的是沉迷，而不是网游。对于网游成瘾，严管和放任都不是正确的态度，社会、家庭、网游公司以及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尤其是尽快解决留守儿童背后的社会问题，恐怕才是正途。为了更好认识这一问题，2018年9月1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主办了“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现状、问题与引导”圆桌会议，邀请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度交流与研讨。现征得主办方同意，将专家们的发言精要刊发于此。 本文获授权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号，原题为《“数字中国下的数字生活与数字文化系列沙龙——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会议综述》。

2018年9月19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主办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现状、问题与引导”圆桌会议。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惠志斌代表主办方在致辞中指出，在数字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探讨新兴技术发展对生产、生活、文化的变革影响至关重要。之所以选择“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这一议题，是因为它是我国城市化、数字化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有问题，我们需要客观、理性认识网络游戏对留守儿童的综合影响，既不因噎废食也不能放任自流，需要趋利避害因势利导，真正地守护我国互联网原住民的健康成长。在此，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业界代表，从各自专业研究出发，分享对于数字生活、数字文化与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等的真知灼见。 会议分为三场，设置了“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网络游戏的发展与引导”两个主题与“圆桌讨论”。 主题发言一：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游戏商品化中的留守儿童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叶敬忠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游戏商品化中的留守儿童”。报告的内容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作为背景留守儿童游戏生态的变化；第二，游戏商品化的捕获机制；第三，游戏商品化的社会后果；最后作一个结论的思考。 一是留守儿童游戏生态之变。在游戏产业化和商品化的发展主义逻辑中，“制造”游戏供消费者“使用”成为服从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必然要求。现代游戏的兴起，造成了传统游戏精神衰落，成年人与儿童界限模糊。留守儿童的游戏沉迷的原因归结为三类，一是游戏工业结构本身的某些问题，二是留守儿童脆弱的自控防御以及排遣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化实践。三是外部社会结构如学校、社区和家庭教化功能的失调。 二是游戏商品化的捕获机制。指游戏工业通过隐性作用吸附和侵害受众（留守儿童）的有限精力和资源，从而完成游戏工业的财富积累和利益再生产的过程。分别从生活无意义感的再生产、游戏意识形态的入侵与循环“生活无意义感”构成留守儿童寻求娱乐替代性方案的内在前提以及类同化与总体收编，游戏工业与留守儿童无意识的“合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三是从游戏商品化的社会后果角度进行分析，游戏商品化的捕获机制具有无限循环性，具有“多重捕获”和“平庸之恶”的结果。“多重捕获”是指现实与虚拟游戏边界模糊。“平庸之恶”是指生活感受能力表浅化，自我认同肤浅化，权威属从化。 四是作为结论对游戏商品化进行批判，帮助留守儿童生活意义系统重建。综合外部矫正能力与深度体验方式的反个体化原则应作为留守儿童生活意义系统重建的策略重点。必须将儿童当儿童看，承认并尊重童年生活的独立价值，而不是将未成熟的儿童当成游戏工业的成熟消费者。对游戏商品批判并不应是对游戏工业的原罪以及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简单苛责，而应是现实留守儿童生活意义系统反思性关怀的复归。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反对媒介新技术，而是如何要在我们社会和文化中捍卫童年。 乡村教育环境变迁与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雷望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雷望红在“乡村教育环境变迁与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发言中指出，网络游戏成瘾一直以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存在，但并未纳入到学术视野中来。如何理性看待这种现象，避免主观化、情绪化的指责，她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解释。她认为，留守儿童游戏成瘾，本身确实不是游戏的原因，而是现在整体的乡村教育环境的变迁，给了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一种可能性。留守儿童大多数只能玩游戏，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村庄、学校和家庭在乡村儿童的娱乐教育和娱乐时空上面出现了切割和分离。现在村庄学校和家庭三者之间这种隐性的娱乐教育的共同体已经出现了解体。村庄里面娱乐空间其实是从原来的私人空间公共化转向了公共空间私人化、熟人关系陌生化。学校丧失娱乐教育能力，从低标准下的充分供给到高标准下的低度供给。 家庭无法承担娱乐供给责任。一是家长缺乏娱乐时间，二是缺乏娱乐教育意识，三是缺乏娱乐购买能力。网络游戏的低门槛，趣味性，活动行和挑动性，填补了留守儿童孤独的内心，使得他们在自由的时空中陷入虚拟世界。 对于以上提到的几方面的问题，解决的一种途径是要重视娱乐供给。村里的学校要加强娱乐教育，家长要合理引导教育，村庄要积极发挥娱乐供给的功能，才有可能把留守儿童从网络游戏中拔出来。 小人国、游戏与农村教育李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涛教授的发言“小人国、游戏与农村教育”大致分为五个方面：第一，小人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动物凶猛；第二，乡校、家庭与村落谁还能重视教育式游戏；第三，网络化生存是对传统权威的全面挑战；第四，传统游戏VS网络游戏是示威还是兴起；第五，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VS成年男性的香烟的一种社交模式。 一是说儿童并不脆弱，在儿童世界里，游戏扮演重要的世界构成角色。儿童和成年人是一样天然生于完整而独立的独立王国中，游戏恰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不是我们成人世界可以怎样去改变他，或者说怎样杜绝他就可以发生这样一个良性治理的结果。 二是乡村家庭村落都不重视教育式游戏。反而将成人世界的逻辑和生存原则，强加在儿童世界上。正常来讲学校、家庭、村落分别扮演学校是教育职责、家庭是养育职责、村落是沐育职责，现实的情况是学校恰恰重教而轻育，家庭重养而轻育，村落是沐育都轻。孩子被过早的灌输了理论性知识和抽象思维的培训，远远忽视了抽象性知识获得背后更重要的自然基础，原创性探索精神和想象力的培养。留守儿童当中有相当比例的祖父母隔代养育者、贫困者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父母，因此在文化体验上存在先天不足。在城镇化与村落空间普遍的空心化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下，学校传递的文化城堡又加剧了对“沐”和“育”的轻视。 三是网络化的生存是对传统权威的全面挑战。电子游戏成为儿童接触网络世界的捷径。通过网络游戏的中介，留守儿童逐步学会了更多元的网络互动，从而学会对网络资源更深层次的攫取，网络化生存为留守儿童的数字知识传递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网络化分别挑战了知识权威、关系权威、空间权威、时间权威。 四是传统游戏式微，网络游戏兴起。传统游戏游戏成本增高，需求条件难以达成。而网络游戏至少可以优先保证儿童肉身的安全性。网络游戏引起诸多优点对留守儿童具有绝对吸引力。摆脱网络游戏的方法还得回归传统游戏，传统游戏的设计就至关重要。 五是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成为他们的社交仪式。网络游戏为留守儿童间形成具有排他性边界的内部社交语言的公共关系话语基础。网络游戏恰恰也成为了留守儿童中无意识的一种公共社交。形成了小圈子的亲密感，段子、流行语正是在团体的体系当中被源源不断被制造、传播、流行。 教育社会学视野下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周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导）周勇教授在“教育社会学视野下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的发言中指出，留守儿童不应该被污名化。新世纪以来大家对留守儿童这个概念基本有了共识，有一个分析框架就是三大问题，第一个学习问题，第二个生活问题，第三个心理问题，一直到今天教育理论界都在谈三大问题。留守儿童自己会在逆境当中积极向上，对他们个体的行动我们过去关注的不够多。对于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的问题，需要发展面相留守儿童的媒体文化启蒙和批判教育，引导留守儿童科学认识网络游戏的宣传体系及其内部机制。应该探索政府牵头，社会组织和社会教育合作机制。寻找替代性文化实践活动。如果能给留守儿童提供其他的更有意义的活动，替代网络游戏，那么这一问题可能就会得到缓解。 流动儿童的特殊性和留守儿童的区别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主要探讨“流动儿童的特殊性和留守儿童的区别”。他指出，如果只研究留守儿童就会认为很多东西很独特，但实际上如果对留守儿童跟流动儿童、农民工子女跟城市儿童等群体进行考察发现没有那么独特，我们要看哪些是留守儿童的特性，哪些是儿童的共性，直觉是网络游戏更多的还是对儿童有普遍的吸引力，不是说针对留守儿童。网瘾跟现实世界的吸引力有关系，留守儿童的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他有大量的自由支配的时间；真正的问题可能是监护人缺位的问题；网瘾没有太强的阶层属性，跟留守、流动关系没有那么大，但是家庭的结构，家庭的育人的方式是有很强的阶层属性的。因此，我们还需要在留守儿童、网络游戏这些问题上能够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 主题发言二：网络游戏的发展与引导基于人机情感互动的游戏美学杨俊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杨俊蕾教授在“基于人机情感互动的游戏美学”的发言里主要讨论了两个部分问题，第一，从美学设计的方面来想一想这种游戏究竟是为什么能够产生一种吸引力结构；第二，从情感分析的方面来思考为什么游戏成瘾与网游的黏附是处于一种分离状态。 游戏终极要义是头脑娱乐，情感愉悦。游戏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美学特征就是无功利性，能够体现人类特有的本质属性，也是能够体现出人特有的价值所在。从无功利性和剩余精力，游戏的根本导向是自由，而这个自由基础是多样选择性的自由。当我们去进行一个游戏的时候，事实上都要用一个快感的方式来为头脑提供娱乐。大脑在理解事物时，喜欢那些需要更少工作的。潜意识的控制力是显意识与潜意识的交流，而人类主要四种心智能力是建模，聚焦，移情，想象。 “心流 Flow”造成游戏沉迷，心流选择性聚焦注意力。游戏能够赋予留守儿童的内容很难去替代，称作“FLOW“，这种心流的体验是一种连贯的，而且是一种喜悦的。但是心流这样一种心流的愉悦感从游戏的状态上会给很多玩家造成沉迷，来自于对于他的大脑情感体验的一个有效的控制。 需要把留守儿童当成儿童对待，需要“母亲”归位（指的是母亲和国家）。网络游戏从来不仅仅是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家庭的母亲和祖国妈妈都能够让我们的儿童回到一个多样性选择的基础上不要克制他，要作为一个有目标引导情况下多样选择的一种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实现总体的成长，以及他的自由选择。 健全基于平台义务的网络游戏用户管理机制孙杰（上海市网信办政策法规处处长）上海市网信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孙杰以“健全基于平台义务的网络游戏用户管理机制”为题，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网络游戏政策法规的梳理。具体包括：网络产品的内容作出规制，在技术措施上提出了要求，责任区分和责任追究，强化平台主体责任，履行平台用户管理义务等。其次，当前的网络游戏，特别是未成年游戏成瘾的一些难题。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现在已经是社会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痛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引发的悲剧经常在新闻报道里看到，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加快，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的规模不断加大，很多地方已经见不到青壮年，只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应该对这部分人群的小孩子的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引起关注。最后，从技术、政策和管理导向等方面提出个人关于游戏防沉迷的思考和建议。我们应该强化平台主体责任，履行平台用户管理义务。因为每一款网络游戏都有自身的建构在IP、技术、规则等基础上的特殊话语系统，对一般的家长而言就构成了一个技术上的瓶颈。平台的义务主要有内容审查、信息披露、执法协助、用户信息保护义务。对平台来说，事实上是网络安全法规定的一种安全保护义务，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平台可以从用户身份鉴别、心智测试、风险警示、行为纠编、信用评估、保障制度这六方面入手。 游戏现实主义对青少年游戏者主体的多重询唤邓剑（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研究员）邓剑在“游戏现实主义对青少年游戏者主体的多重询唤”中首先提出了一个想法，是看能不能把网络游戏与留守儿童之间的关系历史化，从历史化的脉络里面来看会获得什么样的东西。80、90年代农村儿童不能接触到游戏，到了数字时代，从2006年整个农村地区的一部分青少年开始进入了网络游戏的视野里面，之后手游逐渐克服了空间限制。游戏一直是数字时代信息时代的一个开路人，中国的网络游戏起着资本增值这样一个过程，2000年代网络游戏突然彻底的一下爆发，最主要的原因是盈利模式更加能够符合整个网络游戏产业链的扩大和整个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应当从游戏资本角度考察游戏和留守儿童的关系。考察时有四个层次，玩家与文本，消费者与商城，劳动者与程序，游戏者与现实表象，每个层面对游戏者都实施了一种训化。 其次，游戏本质上是算术文本，是消费游戏里面的数字。游戏里面的图像不是真实的“物—物”、“物—人”、“人—人”的关系，而是数的中介，表现一种数量关系，拟像数字评价/打分系统。图像并不是留守儿童想要买的，他们想要买图像背后的数字，那些数字可以帮助他们变得强大，花更多的钱可能变得越来越强大，背后是一种资本的逻辑。孩子成瘾本身是被置入了一个理性劳动的机制里面，即“瘾性劳动”，一边玩游戏，一边应用这样一个隐性的机制在进行劳动。不止网络游戏，我们文化生活也出现了游戏的表象，如游戏小说、游戏音乐等，从文娱的角度来讲，游戏者在听音乐或者看小说的时候，他们也在玩游戏。其实，现在并不是网络游戏差，中国发展模式造成了留守儿童没有东西可以玩，游戏本身跟媒介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个逻辑联系打不破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要提供给孩子们更多的游戏方式，功能游戏教育本身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出路。 作为理性的媒体应该如何看待网络游戏周珊珊（《人民日报》总编室编辑）周珊珊的发言主要分为四个层面：一、关于网游这个话题，作为理性的媒体我们考虑更多是一个中立的游戏观。游戏本身具备易成瘾性，但是也没到电子毒品那么严重的程度，如果因为这个把游戏产业掐死，无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游戏本身是互动型的媒介，具备创造性又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二、管理有效性的问题。要考虑如何科学有效地对青少年玩网游进行管理，孩子是有自主意识的，不可能说用这些所谓的刚性的方法就去进行管理，而是要考虑成长和自主性的需求，采取一些柔性管理方法，取信子女。对他们为什么喜欢玩游戏，为什么沉迷游戏做一些探讨，针对他们的需求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用另一种有意思的内容代替他们觉得有意思的手机游戏，这可能是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三、责任划分的问题。我们在报道中也提到了如何去平衡保护青少年防沉迷和促进游戏产业发展的问题，真正让社会各方实现共赢。四、作为媒体，我们的报道没有特意针对留守儿童，这对我们来说有很多新的挑战。我们尽可能引导大家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去看待，提供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方式和方法，引导青少年正确适度地利用网络玩网游，对提升社会的游戏素养和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媒体报道中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胡冯彬（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胡冯彬以“媒体报道中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为题。他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留守儿童沉迷游戏的污名化和儿童网络游戏被片面标签化的报道。留守儿童在很多样本分析里面会体现被牺牲、关爱、犯罪、阴影；同时网络游戏沉迷、成瘾，被两个污名化放在一起危害力很大。在媒体报道规律方面，根据统计，每年寒暑假是高峰期，多是通过二级传播，地方媒体跟着央媒走，许多媒体在转发时偏好符合预设、有结论的报道，舆论导向的预设偏离了对问题的客观认识，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游戏成瘾是数字成瘾的一部分，但现在把问题简约化了，游戏对留守儿童，好像造成当前留守儿童变态或者心理犯罪的问题都是来自于游戏。当我们要报道青少年，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时候，首先要反思被技术控制的问题，游戏爱好者就能叫游戏成瘾者吗？到底什么是手机成瘾，都还未下定义。 三、网络游戏是没有原罪的。作为研究者，我一直思考以成人看待玩游戏的标准去看待小孩玩游戏的标准是否合适。近期社会上的舆论倾向是，近视问题跟网络游戏有关，留守儿童跟网络游戏有关，小孩读书不好跳楼跟网络游戏有关，就等于任何出现问题都找网络游戏。目前社会对于游戏的恐慌，实际上和以前每一次新媒体出现时发生的恐慌是一样的。数字媒体的新理论出现一定会引起恐慌，电视是如此，互联网也是如此。所谓数字成瘾、游戏成瘾应该是打引号的，它能给人带来愉悦性。留守儿童甚至农村的儿童，他缺失的内容可以通过手机能让他看到更多花花世界，手机对他的吸引程度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的环境跟物理环境，电子环境虚拟的环境改变了他的认知。新一代儿童是数字的原生代，他们对于游戏的看法部分是通过网络构建社群来弥和友谊。但留守儿童在精神和情感上都是独特的，他们能看到的世界并不大，能够接触到的文化产品也较少，最容易获得快感的方式是上网，不是游戏本来有多诱人，而是现实世界真的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如果家庭生活更愉悦，可能就会减少这种情况出现。 圆桌讨论徐清泉（上海社科院新闻所所长、研究员）上海社科院新闻所所长、研究员徐清泉围绕会议主题，主要分享了三个观点：一、网络游戏是一个负重的产业，要带着责任，带着规矩往前推进往前发展。不能简单比网络游戏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成本，网络游戏产业对人类文明的推进还是有显现的作用。二、网络游戏和青少年不是一个天敌的关系，最主要的是网络游戏里面要把控好内容导向，舆论导向、隔离导向，技术管控，还有时间分配，怎么样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三、要破解留守儿童和网络游戏之间的矛盾，可能不单单是网企，或者政府主管部门，或者家长这几个主体之间要参与的。社会多主体共治这是我们应该考量的问题。 王多（《解放日报》理论部主任）《解放日报》理论部主任王多围绕三个“绕不开”展开了讨论，分别为：一是绕不开互联网，二是绕不开游戏，三是绕不开精神病。游戏本来没什么原罪，但是游戏上瘾就是病，游戏上瘾也是互联网人的精神病的体现。怎么解决？提一点个人的一个思考：既然绕不开我们就适应它。在适应游戏的基础之上，在充分利用游戏吸引人心的基础上怎么用好游戏，利用好游戏更多教育和感化的功能，这是我们能做的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杨逸淇（《文汇报》理论部副主任）《文汇报》理论部副主任杨逸淇认为，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网络游戏对媒体来说都是一个高频词。首先，从中国数字化生活角度来看，网络游戏跟留守儿童搭配在一起，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一句话，即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其次，很多老师谈到教育问题，网络游戏教育怎样运用现在科技发挥它的功能，这可能对改善留守儿童的教育前景，对发挥数字中国的潜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朱军（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朱军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算法时代的游戏和儿童”。他讨论了三个问题，分别为：一是从当前游戏媒介来看，简要总结如下三个方面：游戏的智能化、性别的跨界、游戏的低幼化；二是算法时代有一个双重的逻辑。基本逻辑是事物无法量化就无法得到发展。基本逻辑之下有两个逻辑，第一种是通过游戏活动来预测我们在真实世界当中的行为，第二种是算法可以将用户信息反馈给出版商的电子书以分析情绪；三是整个的逻辑要破译技术给人类撰写的剧本。要深入研究游戏，就是要破译他的技术剧本背后的密码在哪里。其中总结了三个：首先，撰写者的能力并不在剧本本身，但是在于剧本的附加内容，附加内容往往引发道德问题，很多对游戏问题的批判本身就是附加内容所引发的道德问题，所以说技术设计者负责撰写剧本，但是他们到底负责什么样的责任，在现在的规则当中没有；其次，自治和反对自治的问题，自治权在网络游戏的界定；再次，数字身份是让这个人更加固化，让留守儿童的身份更加固化，同时还是让他建立更加开放平等的关系。游戏也是一把双刃剑。 叶敬忠叶敬忠教授补充发言，提到，第一，留守儿童今天到底有没有问题，以及是不是要跟别人一起对比。留守儿童就是因为跟父母一年到头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一起，留守是不得不而不是自由选择。要破除一个观点，我们研究中国问题非要跟美国对比一下，美国存在着问题中国就不研究了。第二，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两大方法论建构理论和验证理论，建构理论就是建构理论没必要验证，学术研究一定要有概念。学术界没有污名化留守儿童，是媒体把他污名化的；学术界从来没认为留守儿童全是问题，因为留守儿童的研究问题就是研究在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因为家庭拆分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的影响，从来没说留守儿童是问题。最后，关于休谟的铡刀，不能从“是”推断出“应该”这一命题，不要现在是什么就推断社会就应该是什么，应当先去研究。 王磊光（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研究员）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研究员王磊光就“留守儿童和媒介的问题”这一主题简要谈了两点体会。一是农村家长虽然对孩子玩手机和网络游戏感到很头痛，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城市父母那么焦虑。农村孩子玩手机的整个环境是宽松的。孩子在一个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可以借助手机电视等媒介完成他们对于城市生活的这样一种认知和想象。二是农村孩子爱玩手机甚至沉迷于网络游戏，这个与整个社会原子化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农村社会的原子化状况可能更为严重。因此，要减弱手机对于孩子的负面影响，必须要正视整个社会日益加深的原子化的危机。只有重新创造集体性的文化，才有可能将孩子从沉溺于手机的状态里解放出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惠志斌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惠志斌在最后的会议总结中期待未来有更多学者围绕上述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讨。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号，本文原题为《“数字中国下的数字生活与数字文化系列沙龙——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会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