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自20世纪90年代完成商业化，并伴随1991年冷战结束向全球高速扩展以来，事实上已经形塑了一个全新的人类活动疆域，成为继陆地、海洋、天空、外空之后，第五个人类活动疆域，即全球网络空间。这一空间经历了高速的扩展，根据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全球约76亿人口中，互联网用户渗透率达到54.4%，超过41亿人以不同方式接入并使用互联网；从2000年到2017年的18年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增长976.4%。如何有效治理全球网络空间，始终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议题。当今世界，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面临来自技术、功能与需求三个方向的冲击和挑战，同时，也首次获得了实现更深层次的实质性变革的历史机遇。

　　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需要精确把握互联网发展的内生需求。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信息革命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了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应该也能够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我们不拒绝任何新技术，新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只要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我们都不拒绝。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互联网技术革命内在本质的精准把握，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和理解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方针，即这种变革应该是有助于促进互联网良性发展的，而不是试图拒绝乃至对抗互联网发展的内生需求。就此而言，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指出的，互联网革命并不是发生在一片真空之中，人类社会已然存在的各种复杂结构将不可避免地作用于网络空间，但这也不意味着网络空间将遵循简单而机械的发展道路去重复其他空间中已经有的结构。最终的结果，基本上遵循历史合力的方向前进，这对人类社会提出的要求是，顺应这种变化的趋势，并构建与之匹配的治理架构与秩序安排。

　　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需要认识和理解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从全球来看，网络空间治理面临三类挑战：其一，霸权国家催生的全球网络空间巴尔干化。霸权国家滥用网络空间优势，包括通过网络实施进攻性的互联网自由战略以及谋求获得非对称的网络攻防能力，从认知和实体两个方面损害他国核心利益，导致相关国家采取防御性的应对措施，最终引发全球网络空间在实质上被过度强化的主权壁垒重新分割的局面。其二，被非对称赋能的行为体在全球范围实现域内与跨域挑战。2017年5月，新型勒索软件WannaCry凭借对美国网军司令部的武器级运载工具“永恒之蓝”的有效利用攻击全球，就是一次典型的基于非对称赋能的全球攻击，根据不同场景，兼具域内（局限于网络空间内）与跨域（超越网络空间影响其他空间）的特征。构建全球范围的网络空间的防扩散机制，由此成为应该得到必要重视和优先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三，在典型的脆弱—敏感型相互依赖场景下，由技术缺陷触发的大范围网络空间意外事件带来的威胁与挑战。伴随全球网络空间的形成与拓展，一个典型的脆弱且敏感型的相互依赖场景正在形成。政治、经济、社会各项活动日趋深刻地与网络空间嵌套，形成一个具有跨域特征的全球体系。这个体系对现实世界的重要影响，导致其内在的技术缺陷被放大，进而可能导致金融、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的迟滞、瘫痪甚至是毁损，因此需要对其实施有效的治理。

　　要应对上述挑战，就要对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实施良性变革，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里的智慧与方案，同样体现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实践上。

　　从1994年到2017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成为了一个网络大国，而且正在朝向一个网络强国迈进。中国在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领域作出的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倡导以尊重网络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新秩序。如前所述，主权原则对于网络空间的适用性实际上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要求。然而由主权国家正式提出并呼吁尊重网络空间的主权原则，则是自中国始。在此之前，各种相关的尝试都失败了，关键原因之一，在于缺乏一个有足够分量的倡导者。这个倡导者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是倡导者自身必须在互联网发展和应用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足以证明其对全球互联网体系的价值；其二是倡导者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必须具备相应的实力，而不仅仅在互联网相关领域取得成功，这样才足以承受欧美国家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具备的总体优势所带来的全面压力；其三是倡导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战略协调、整合以及吸纳能力，从而将尊重网络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新模式细化为能够符合信息技术发展内生规律性要求的系统的实践方案，并证明这种方案能够务实地推进全球互联网的良性发展。中国在电子商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的巨大成功，充分满足了这一要求。

　　具体来说，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可以从如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巩固并加速转化已有成果。从实践上看，中国已经发布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等战略设计，颁布并实施《网络安全法》，组织召开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表《乌镇倡议》启动“乌镇进程”，着力将网络问题建设成为中美关系的新亮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显示出对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高度重视与踊跃参与。同时，受现有全球互联网治理结构内部的能力分布以及观念认知的制约，中国的相关主张仍然需要进行更加有效的转化，以最终形成有效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能力与公共产品供给。二是把握窗口期，完善细化网络主权理论体系。从实践层面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美国国内围绕“通俄门”的调查，以及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事件的争议，都是美国用排他性的方式保障自身网络主权的典型体现。这是中国进一步完善网络主权理论体系的战略窗口期，中国应借此机会对网络主权理论体系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细化网络主权理论体系，首先要反对的是对网络主权庸俗化、狭隘化的解释，即将网络主权完全等同于对本国互联网进行排他性政策管辖的法理权力，反而应从国家对外主权的基本属性，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主权一律平等的角度出发，论证网络主权的基本属性是要求各国无论信息技术发展程度和国家能力强弱，均有权平等地运用互联网实现自身和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聚焦可持续发展，构建作为战略抓手的数字经济发展方略。中国在新时代积极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最大筹码，是通过网络治理聚焦实现高速的可持续发展。2017年12月，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鲜明主题就是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务实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现阶段应充分发挥中国对数字经济的超前认知，强调关注能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的数字经济，坚持将数字经济建设成能为世界各国共同搭乘的快车。在此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为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模式良性变革贡献更多智慧，造福世界人民。（作者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沈逸）